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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通过手机提交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最快几分钟就能借到几千元。今年以来，通过互联网平台服务小微群体的“现金贷”业务迅速崛起。然而，前景看好的“现金贷”却深陷“裸条”风波，各种因“现金贷”导致的悲剧也屡见报端(详见8月21日《经济参考报》)。人们不禁要问：“现金贷”到底是诱人的馅饼还是吃人的陷阱?
我们不妨从报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来分析。报道称，杨宇一开始只是想买新手机，看到每月只要200元利息就可以在“现金贷”平台借到款，便当即办理了借款。但此后因失业无力偿还，管理费和逾期费每天高达100多元。于是杨宇先后从20多家“现金贷”平台借款，拆东墙补西墙，本息很快滚雪球般达到两万多元。此后，杨宇父母接到催收信息，当他们找亲友东挪西借并全部偿清贷款时，本息已从当初的两万多元增至10余万元。
显然，“现金贷”在杨宇借款买手机时确实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然而，借贷平台畸高的利率和逾期费用、滥用个人信息等暴力催收手段也像噩梦一样困扰着他。
据了解，“现金贷”的定义，普遍被认为是借款金额在5000元以下，借款周期在30天以下。由于其具有无抵押担保、小额短期、方便灵活等特点，其一诞生便得到社会相关人群如大学生、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等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和青睐。研究机构数据显示，“现金贷”市场活跃用户量已达1000万至1500万，市场规模未来可达到万亿元级别。目前，市面上打出“现金贷”旗号的互联网平台有上千家。
虽然“现金贷”门槛低、流程简单，但是利率畸高。“现金贷”的年化利率通常在50%-200%，一些极端的甚至高达600%。不过，由于借款人所借金额不多，所以对平台利率不是很敏感。另一方面，“现金贷”平台通过多种手法掩饰高利率，这种“不透明”成为消费者中招的主要原因。“现金贷”平台一般都闭口不谈利率，他们将“利率”这一敏感词抹去，取而代之的是手续费、服务费等，这样就规避了法律红线。有的还通过“砍头息”来变相提高利率。例如，消费者需要借3000元，但实际到手的只有2800元。
除了 “利率不够，其他费用来凑”的现象，如果消费者逾期还款，则逾期费用犹如滚雪球般地增加，往往最后所还的逾期费用会是本金的数倍。
而在借款人这边，迫于压力或受催债人“指点”，有的借款人只能去其他平台借贷还钱，并不停地“借新还旧”，利滚利的结果就是，总债务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引发个人债务雪崩。
事实上，这种多头借贷并非个例。多家持牌征信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现金贷”行业的多头借贷比例已超过50%，个别平台高达70%以上，甚至有的客户同时在上百家平台借款。
面对“现金贷”乱象，今年4月，银监会发文明确要求做好“现金贷”业务活动的清理整顿工作。随后，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四地开始整顿“现金贷”业务。今年8月，上海黄浦区在全国首次对 “现金贷”利率封顶，要求不得超过36%。同时，不得收取砍头息、服务费不能在本金中扣除、不得打乱还款顺序、不得进行暴力催收。但是，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监管政策正式落地。
个人以为，要防止“现金贷”行业“劣币驱逐良币”，根治行业乱象，应该三管齐下。
首先，要尽快出台相关监管政策。“现金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不宜一棍子打死。但是，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一是做到信息透明，防止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平台在开展业务时，一定要做好信息告知，严禁误导消费者;二是设定利率上限，实行金额控制、费率控制和总负担封顶，确保本息总额不会无限制增长;三是禁止暴力催收，防止侵害消费者人身权、个人隐私权，坚决打击“裸贷”等违法行为。
其次，要强化平台责任。目前，多数“现金贷”平台的风控为零，放款门槛也极低，而坏账的控制仅依靠畸高的利率和规模化的交易来稀释，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要引导平台改善产品设计，强化风控管理，有效降低借贷成本和风险。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形成行业自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只有这样，“现金贷”才能够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健康、透明的市场环境。
再次，要加强消费者教育。“现金贷”借款人陷入债务危机，与对自身还款能力认识不清、欠缺金融知识、缺乏诚信意识等密切相关。相关部门要教育消费者学会甄别平台资质，量力而行借贷，制定出相应的还款计划，切不可陷入“连环贷”“多头借贷”怪圈。另一方面，当遭遇黑平台时，要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学会通过法律渠道保护自己。(聂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