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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2019年金融监管重点浮出水面，防风险仍是首要任务。需高度关注金融市场波动形成的风险联动、货币政策传导不通畅带来的融资缺口、信用违约风险等。完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金控公司监管、地方债务监管等细则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
防风险守底线
专家认为，金融委设立目的在于强化跨部门监管协调功能，提高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梳理金融委历次会议不难发现，“防风险”是其中的高频词汇，业内人士预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仍是2019年监管工作的重点。
“自金融严监管启动以来，金融业乱搞同业、乱加杠杆、乱做表外业务得到有效治理。”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其中银行体系处于稳定运行状态，各类金融市场风险总体可控，宏观审慎政策的深化实施也有助于夯实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础。
王青认为，2019年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将继续呈收敛之势，主要风险点将从金融无序过快增长转变为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房价大幅下行风险。预计今年外部冲击很可能向国内金融市场传导，不排除在特定时段国内股市、汇市及债市出现异常波动的可能。
从内外部环境看，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银行分析师许文兵表示，在外部，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对国内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全球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对国内金融和货币体系造成的冲击。在内部，要注意平衡好政策调整对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影响。
从风险增量和存量角度看，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认为，在增量风险方面，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客观存在，实体企业风险未来可能进一步暴露，实体端的风险或会向金融端蔓延;存量风险方面，包括影子银行、资管涉及许多存量风险，增量部分已经控制得很好，存量部分如何逐步消解，并避免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是未来需要讨论的问题;另外，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值得关注，其存量规模比较大，对经济影响非常全面。
此外，房地产领域风险尚未消除。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表示，前几年房价持续上涨导致风险积聚。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危机都是房地产引起的。
补短板细则料出台
专家表示，今年需在完善框架性政策及制度建设、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持续补短板。
从框架性政策的角度看，兴业研究分析师陈昊表示，尚待完成的补短板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今年可能会“补”上相关细则。但出台规则并不意味着相关监管要求会立刻上升，参照发达经济体经验，为了保证金融体系平稳过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附加监管要求过渡期大多长达数年。二是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目前来看，金控监管侧重点在于对非金融企业入股金融机构形成金控的监管，特别是一些互联网金融新业态形成的金控进行监管，这方面在国际上参考先例较少，因此需要监管部门探索新路径。三是商业银行资本补充的问题，目前不少银行资本比较紧张或影响未来信贷投放支持实体和表外资产回表，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而言，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达标也需要提前规划准备，需要监管部门采取措施进一步补充资本。四是资管新规的配套文件。目前关于标准资产和非标准资产的划分还没有确定，这对于资管产品的投向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疏通都会有影响。
许文兵称：“随着银行对民营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要积极引导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对增加投放过程中的潜在风险要引起关注。同时，要关注银行体系的资本状况和盈利状况的变化，既要让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要帮助银行合理补充资本，维持相对稳定的盈利水平，提升银行可持续经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委办公室已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有关问题，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
“监管补短板还可以继续完善制度建设。”潘向东认为，一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良好、完善、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降低支付、证券和金融衍生品等货币和金融交易的清算结算成本，巩固金融服务、增强金融稳定，促进金融融合。未来可以加强与主要央行之间的支付清算系统、证券结算系统的建设，更好地推进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进入退出制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和教育制度，实现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三是完善跨境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监管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监管补短板的一个发力点将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王青表预计，监管层在2019年将适当扩大“正门”，较大幅度提高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强化风险监测和预警，在保障承担重点建设项目的城投平台资金来源的同时，逐步弱化“城投信仰”预期;各地监管部门可能加强风险隔离，清理平台之间的“担保链”，避免城投违约风险蔓延。总体上看，2019年地方债风险处置将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原则，在摸清底数、划出底线的基础上补齐监管短板。
寻平衡强化政策协调
曾刚强调，在内外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今年流动性合理充裕是基础，灵活利用政策工具箱支持结构性调整是手段，稳增长防风险是目的。
王青表示，2019年宏观政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今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稳投资、稳增长，这是内部平衡的要求。但如果国内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利率下行过快，又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贬值压力，特别是2019年全球金融环境仍处收紧过程的背景下，这是我国宏观政策需要考虑的外部平衡。如果不能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将会削弱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难以有效应对冲击。
“结构性去杠杆仍是监管的主要方向，要继续限制并逐步削减存量风险，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稳妥有序，把握节奏和力度，对政策的叠加效应要充分考虑。”曾刚认为，在化解影子银行风险过程中，要考虑到实体经济和金融的承受度，为稳妥转型留足够的过渡时间。民营、小微企业等领域获得的资金支持还不够，需要以结构性的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放。
